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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2012中国知名博主受邀访日札记:最熟悉的陌生人

              《炎黄地理》杂志主编李礼

              离开东京的日本财团大厦,大堂里一副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令我想起赴日之前,自己想象中的一个考察目的:寻找中国元素。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,大概如我一样,认为那些失落的华夏文明能够在日本觅得痕迹,虽然此行没有机缘前往京都、奈良等关西地区,但这个想法还是萦绕于心。

                七天过后,我难以判断究竟哪些东西能够满足自己对中国古文明的追念,是北海道一个海鲜工厂里标有金木水土五行的日历,还是“顺路”、“到着”这样的路标?

                3月17日晚,周六,天空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,在熙熙融融的东京银座路口,我站在一个写着“秀”字的商场门口,目睹眼前热闹非凡的喧嚣街区,在充满英国味道的报时钟声中,人们投入最热闹的消费狂欢之中,这里已是这个星球上最时髦的商业区之一。试图在此间寻找中国文明的意图,看来难遂人愿。明治维新以来,日本成功地把自己的传统和西方文明有机地结合了起来。这个满大街写满汉字、走着肤色相同人们的世界,远非另一个版本的中国,他们只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,其生活方式和社会、政治面貌,与中国的距离,较之百年前显得更加遥远。

                近代日本的自强路径,核心为脱亚入欧,即福泽谕吉所谓“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,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,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,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”。这位脱亚论的倡导者,如今被印刷在日本的高额货币上。

                今天看来,虽然提出时不无矫枉过正的味道,但脱亚入欧亦并非全盘西化。其成功的内核正是把西方的东西先行拿来主义,然后内化为己有,并试图超越之。这一点,在参观北海道威士忌工厂和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时,感受尤其明显:日本人非常擅长把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做的更加精致或加以创新,随后自己跻身世界前列。

                毫无疑问,日本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包括李鸿章、张之洞在内的中国政治精英的极大兴趣。张本人不仅是推动赴日留学最热衷的中国官员,亦是中国1905年废除旧式科举教育的幕后推手之一。他不仅送出了黄兴这样的人物,也把自己的长孙送到东瀛。

                1896年,唐宝锷等13名中国青年负笈东渡,悄然踏上日本东京的神田区,彼时甲午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,耻辱的《马关条约》墨迹未干。回望历史,在此之前漫长的中日交流史中,中国一直以老大帝国和文化宗主国的地位俯视日本,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时代(1660—1867),200多年里日本翻译中文书籍109种,中国翻译日文书籍仅为区区4种。如今,那样的时代已成明日黄花,甲午之后,很多人眼里的昔日“岛夷”给了中国太多的刺激和震惊,乃至很多史学家至今仍坚持认为,甲午战争应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断代节点。

                此后,留日学生开始以让人吃惊的速度攀升,1901年这一数字为274人,两年后为1300人,至科举废除的1906年,中国留日学生高达12000人,虽然其中不乏速成镀金者,但一个以日为师的潮流已蔚然成风。在留学生和诸如张之洞《劝学篇》里“译西书不如译东书”的推动下,自1896年到1911年,中国翻译日文书籍据说至少有1014种,各种近代西方思潮经过日本的中转,被迅速舶如中国。而日译新词,更是如潮水般涌入中国,从“社会”、“政府”到“真理”、“主义”,从“银行”、“卫生”到“农民”、“交响乐”。虽然今天,很多人早已忘记了这些词汇的来源。

                老实说,至今我还记得那种震惊感:当初看熊月之先生所著《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》一书,当列举的那些密密麻麻的来自日本的词汇跳入眼帘时。

                日本的各种学者也开始进入中国,使得后者在向近代法制、教育等诸方面的迈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的烙印。如《大清刑律》的草拟者、冈田朝太郎博士,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正教习服部宇之吉。日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范源濂在1924年称,当编写中国教育史论和师范教育起源时,服部宇之吉的事业应为第一页。

                不少于2.5万名留学生在1898至1911年间来到日本,这是到那时为止,这个地球上罕见的留学活动,如历史学家马里乌斯?詹森所言,是“世界史上第一次以现代化为定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民潮”。裹挟在这股潮流里的人,包括汪精卫、胡汉民、陈独秀、蒋介石、李叔同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鲁迅、沈钧儒、李大钊、阎锡山……如果有人愿意把这个名单看完,就会发现,那将是民国期中国政治、军事、文化诸领域的中流砥柱。

                如果把历史的镜头聚焦一点,对准1911年前中国的狂飙突进,就会发现黄兴、陈天华、林觉民、秋瑾这些令人激动一时的名字。

                在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胡一平的帮助下,我得到了一张东京附近的中国政治精英的昔日活动地图。一路上,胡转换于流利的北京话和日语之间,她的效率和敬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在我提出相关话题后,很快她就提供了一份细致的资料。不过遗憾的是,这次尚无时间在东京踏访这些旧迹,尤其是那标着梁任公与宋教仁的地方。

                我不知道,在熙来攘往的东京街道里,藏着多少昔日中国人的苦闷与救国的誓愿。而时光如同乘坐的地铁,总是呼啸而过,一心向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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